•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再思工人司鐸的經驗

陸漢思牧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



在我最近回港,因檢疫要求,我須要在酒店隔離三星期,我因而有時間閱讀一本長達六百頁有關法國勞工司鐸(workers priests)的歷史。就個人來說,法國勞工司鐸的歷史對我有很重大的影響,這是引導我後來參與城市鄉村宣教運動 (Urban Rural Mission)。


1943年,還在二次大戰時,那時有一書面世,名叫《法國:宣教的國家?》(France, Country of Mission?)。書中提到從教會的角度,法國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實踐信仰的人民、對信仰冷漠,但在生活中保存某些教會傳統的人民、及完全離開基督宗教的人民。概括來說,八至九百萬的工人都屬於第三類型的。在工人集中的社區中的牧區,好像自成一國,跟外面社會沒有關係,工人跟外面也沒有接觸。因此,在那裡需要的教會使命,不是將人帶入教堂內,而是走出去,將福音帶到工人階層之中。《法國:宣教的國家?》這本書確實有煥起人心的作用。


另一個引發勞工司鐸運動的要素,就是在二次大戰後,大量神職人員及神學生從德國回到法國。他們當中有部份是跟隨戰敗法國軍隊,被當為戰俘被送到德國作苦工;有部份人是參與法國保衛工作,最終被送進集中營。最後一部份是大量神學生被召到德國打工,或那些神父受到某種保護,而到德國去牧養為數七十萬在德國作強迫勞工的法國工人。這些神職人員及神學生發覺自己極度融入人民的生活中,沒有跟人民有任何隔離。


1944年初,因著教會高層的支持,一個新的宣教工作在巴黎開展。當時想法是神職人員如何在工人群體中,從傳講福音而變成活出福音。這不是為了現存的堂區增加新人數,而是將教會植根在工人群體中間。由1947年開始,這個新的宣教運動已發展到其他城市。神職人員慢慢發現,工人群體間有很多素質是他們從前不知道的,例如團結、對未來新社會的盼望及幢景、對人性美好的信任、追求世界的和平。神職人員亦跟共產主義的激進人士找到共同關懷的地方。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羅馬天主教會跟今天的模樣很不同。神職人員跟一般人民是分開的。他們穿著神職人員的黑袍,彌撒及其他禮儀都是用拉丁文。在冷戰時期,教庭不想神職人員跟共產黨員走在一起。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公開宣稱:「若要我在宣教功效及神職人員的操守中作選擇,我會選擇後者。」自1954年3月1日開始,教庭命令所有勞工司鐸停止工作。教庭突然其來的決定,不但在教會內引發討論,在教會外亦引起關注。工人司鐸們對教庭命令的反應紛紜。當中有跟隨教宗的決定,亦有人不理會教宗的要求,繼續他們對工人的服侍。這禁令維持了十一年,直至教宗保祿六世 (Pope Paul XI) 繼位後,准許少部份神父恢復工人司鐸的工作。到了1979年,工人司鐸的數目比1954年時的數目已多出十倍,工人司鐸運動繼續發展。


在香港,過去多年天主教神職人員一直爭取在工廠工作。他們既有工廠生活的經驗,亦能跟工人一起。但是,這樣的努力,雖然對神職人員是很珍貴的經驗,但仍和一生跟工人群體打拼的事奉很不同。在香港,唯一跟工人群體走得最近的天主教團體是耶穌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Jesus)。


香港工業化的高峰在上世紀60-70年代,但那時的工人群體仍跟法國工人群體不同。香港缺乏一個有長遠歷史及富有革命經驗的工人運動。很多法國工人對教會言論不是不理睬,就是採取敵視的態度,但香港大多數工人卻感到教會教導,是和他們的生沒有關係,甚至有時看教會的教導為笑話。但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經驗,卻清楚顯示出耶穌基督的為人,是如何可以感動工人去跟隨耶穌。


自上世紀60-70年代,香港經濟已不斷轉變。過去的工廠區,有著不少聘請數以百計工人的工廠,但這一切不再存在。前線工人散落在不同角落。然而,香港仍然是一個宣教的地方,這裡仍然需要有人將福音的訊息,轉變成工人能懂能接受的訊息,這使命卻從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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