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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家相片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成為工人的朋友:宣教及工運的新方向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2023.10.30


劉千石常常問:「工委會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是工人的朋友嗎?」對劉千石來說,能夠成為工人的朋友,就是工委會最核心的事情。這個問題其實是來自耶穌。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 (路 10:25-37),耶穌問:「誰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劉千石將耶穌的問題變成:「誰是工人的朋友?」

 

耶穌這問題跟試探耶穌的律法師的問題是不同。律法師問:「誰是我的鄰舍呢?」不管律法師的問題是想試探耶穌或是如何,但有一點是很清楚,律法師的問題是以自己為中心,以自身做出發點。是從自己開始劃圈,去尋找需要救援的人。

 

律法師很自傲,自傲的理由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好好 (10:29) ,當他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意思可能,有需要的人,我已幫了,在他的眼裡,他再看不到有需要的人了。這只是從律法師自己的角度來說。然而,這角度可以被律法師自己的社會地位、價值觀、宗教信仰及其他事情所影響,導致律法師認為那些人是應該幫,那些人才值得幫。在這之外,他再看不到其他人的需要。這其實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是我們選擇那些人我們想幫,值得我們去幫。

 

但耶穌的看法明顯不是這樣。他的問題是以需要幫助的人為中心,是誰成為受傷害者的朋友。我們可以因為各種理由,沒有、不願或不能給予這些人幫助,可能認為他們不值得我們愛,也可以因為我們接觸不到他們,而沒有看到他們的需要。如那個祭司,可能因為需要趕到聖殿值班,不能逗留照顧那位在路旁的傷者。那個利末人,可能因怕接觸受傷的人的血,而沒法在聖殿當值。不管怎樣,別人的生死及悲苦,沒有觸動我們,所以,我們繼續我們的生活。

 

工人的需要才是工委會工作的核心。

 

劉千石問:「工委會是工人的朋友嗎?」這問題道出了工委會的工作方向。工人的需要才是我們的工作的核心。了解工人的需要只有一個途徑,沒有其他方法,就是跟他們一起。這是極花時間的事情。工委會在巴基斯坦裔食物外賣員的工作,大致道出怎樣跟工人做朋友,怎樣回到工人的身邊。

 

平台經濟充份使用「手機」,整個食物訂餐和送餐的程序都在「手機」中完成。食物外賣員不單工作使用「手機」,他們大部份的生活都在網上進行。工委會同事在接近20個社交網絡組群,接近2000人次的溝通,日夜跟這些工人交流,這是「磨爛席」的工作。

 

當有外賣員出現嚴重交通意外,工委會同事要求自己事發24小時內接觸到工友或家屬。當外賣員到商場收餐或送餐,所乘的電單車可能因違例停泊,隨時被票控。工委會同事跟工人代表和領展及其他地產商管理層商討,跟其他送貨員一樣,有免費上落貨停泊的地方,免得外賣員的電單車因在商場外非法停泊而被票控。定額罰款佔了外被員一天差不多一半的工資,所以,泊車對外賣員是大事。從工人的角度看事情,是從工人角度定義什麼是大事,而不是我們定義什麼是他們的大事。

 

食物外賣員的工作既是個人,但也有他們的群體,特別少數族裔。工人群體的組織對工委會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回到工人身邊,建立群體,或許也是今天工運,以至於宣教一個新的使命及方向。

 

宣教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體」作為宣教的方向,並不只是向工人解釋基督教信仰是什麼,特別是食物外賣員有不少是巴基斯坦裔的,他們大部份都是伊斯蘭宗教信徒。傳統的「傳福音」不單帶來宗教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這「福音」對工人來說,是否「離地」,是否跟他們的工作有關係?「回到工人群體」是從工人角度,看什麼是對他們好,而不是我們認為什麼是對他們好。

 

「回到工人群體」是告訴工人,教會或教會的群體關心工人的福祉,這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上主也愛「工人」。工委會以行動表達這份關心,也同時表達對他們的尊重。作為教會群體這身份,工委會從來沒有向工人隱藏。

 

工人的工作不會只有工委會做,我們也沒法獨自承擔照顧工人這麼大的群體。和人合作,不論是工運或合一運動,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為了工人福祉,工委會樂於和不同人士及不同團體合作。在食物外賣員的工作中,我們需要跟伊斯蘭群體合作。因為,絕大部份的巴基斯坦裔的外賣員都是伊斯蘭信徒,而部份外賣員是印度裔,他們信奉印度教,這方面也需要跟印度教群體合作。

 

宗教對談一直是合一運動中重要的一環,然而,宗教對談大部份只是神學學者對教義的對談,或是宗教領袖間的對話,一般信徒甚少參與,也少涉及信徒的生活層面。這裡也不是如龔漢思 (Hans Küng) 神父要建立普世倫理 (global ethics) 的標準,作為社會發展的指標。工委會跟其他宗教群體的對話及合作,固然會涉及社會倫理標準,但更多是跟不同宗教人士及團體討論如何落實這些倫理標準。從宣教的角度,這為宗教對談提出兩個新方向。

 

給予宗教對話有更具體的內容及工作策略。這在傳統的宗教對話所沒有。而且,在這種以具體工作作為宗教對話的內容,就可避免在教義討論中,對錯真偽的比較,或是各自演說 (monologue),根本不是對話 (dialogue)。在具體的工作討論時,大家可聚焦要處理的事情,不同宗教人士及團體如何分工,甚至大家可如何合作。

 

參與對話的人士或團體,由教會領袖或神學學者為主導,變作他們跟基層團體,甚或工人對話,談的內容也是基層工人的福祉。所以,不論對話的人士及內容,都環繞基層。

 

工運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體」其實也為香港工運提供一個新方向。有人說,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香港工運很難有什麼作為。然而,這樣說法背後假設了一種看法,就是只將工運看為一種抗爭的模式。若我們這樣看,確實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抗爭遊行的活動確實困難,而傳媒也有自我審查,不再容易報導工人運動或工潮。由於過去這些工作容易吸取眼球,慢慢工運就走向一種吸引公眾注意的模式,而抗爭是最易吸引公眾注意。

 

抗爭當然是工運重要的一部份,但卻不是唯一的部份,組織及團結工人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抗爭固然可以團結工人,但團結工人也可透過其他方式,例如長期跟工人溝通接觸,跟他們一起解決他們關心的事情,例如,對食物速遞員,泊車位就是大事。這種不吸眼球的事情,卻慢慢累積工人對組織者的信任,而慢慢團結起來。

 

今天,倡議抗爭式的工運會有困難,那我們只能另選其他路途去團結工人,結成群體。這種「回到工人群體」的工運模式,其實沒什麼特別,只是好好跟工人接觸,為他們服務,慢慢凝聚工人及工人力量,慢慢去改善他們的權益。

 

耶穌問:「誰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劉千石將這問題變成:「誰是工人的朋友?」。任何人士或群體都可以改寫為「誰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朋友?」在今天,耶穌的問題,不單對合一運動帶來新挑戰,也為工人運動,及為整個香港公民運動帶來新挑戰,就是如何以我們服侍的人群的角度去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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