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foodpanda罷工:「後工會、冇大台」的開端?

已更新:10月24日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疫情促使新常態出現,其中一種就是「叫外賣」。可是,外賣員並未分享到行業發展的成果,反而受到剝削,不滿和憤怒不斷累積。去年11月,香港foodpanda外賣員忍無可忍,發動大罷工,是香港少有的,涉及整個行業的大規模罷工。


罷工當時職工盟剛解散,有媒體形容foodpanda是「後工會時代」、「沒有大台(核心領導)」的罷工,完全是員工自發。言下之意,即是沒有工會,不用做組織工作,只要時晨到了,大家就會突然暴走,罷工就會發生。


那麼,將來爭取勞工權益的模式將會是如何?



外賣員工業行動的源流

「後工會時代」、「沒有大台」的觀點,特別在香港,迎合了很多人的想法,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個人掘起,一切社會組織去中心化,而社會事件也因為互聯網資訊的影響而偶發出現,根本難以預測,既然如此,就不要搞組織群眾的工作,更不要建構團體,大家只要在網路上交流訊資,提出意見和方案,再加一點帶有情緒的評論,就可以發動重大的歷史事件。


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的確有翻天覆地的影響,但世事並不是一刀切的「沒有大台」,而看似自發的群眾事件,也不可能脫離客觀的社會環境而出現,這次foodpanda罷工也是一樣,背後是有歷史源流,及所謂「大台」的因素,並非如下雨一樣,自然的發生。否則,罷工的規模沒不會這麼大,也沒有這些成果。


2021年foodpanda罷工不是並第一次,2020年已發生過,業內另一大公司Deliveroo也是在同一年罷工,加上偶爾出現的其他小罷工。這幾次罷工有沒有直接的承繼及發展關係?可以說沒有,因為每一次的動員網絡及談判代表都完全不一樣。但是在以前發生的罷工廣為外賣員所知,罷工早已成了可以參考的抗爭模式。很多外賣員也會指出之前罷工的問題,會汲取教訓,懂得改善。去年foodpanda罷工的其中一位外賣員代表說:「我們這次罷工之所以爭取到成果,正是因為我們不會犯上之前的錯誤,我們有充份的談判準備,有嚴謹的文書工作,跟之前完全不同。」廣義來說,每次罷工,以至其他形式的工業行動,也是承先啟後。



網絡式的「台」

說到這裡,要提到被稱為「大台」的工會。其實,「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介入了每次的外賣員罷工,工會派出的幹事多數都得到工人談判團的信任,成為談判團成員的一份子,在這次foodpanda罷工也不例外。當我們跟工人代表回顧罷工的成功因素,他們都會指出,工會派出的幹事提供重要的策略意見,幫忙聯絡媒體;「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則協助宣傳及其他文書工作,都非常之重要。事實上,我們「關注組」真的看中了積極的外賣員,請他們走在一塊,協助他們組成談判團。在罷工期間,工人代表、 工會、關注組,這三方組成了一個 「台」,這個「台」有兩大工作:一. 動員罷工,二. 與公司進行談判,即是說「台」影響了罷工的規模,也決定了談判團工作的質素,直接影響談判的結果。我們要承認這個事實,不能否定「台」的價值和地位,只是我們這個「台」並不是很有控制力的所謂「大台」,而是一個網絡式的「台」,我們姑且稱之為「網絡台」。


就foodpanda罷工來說,我們這「網絡台」的成員(工人代表、工會、關注組)只有橫向,而沒有上下從屬的關係,也沒有必然的責任承諾,大家就是憑信任、價值觀、使命感和特定的目標走在一起。


推進罷工,就是以「網絡台」為中心,向工人群眾傳遞訊息和號召行動。由於這個「台」與工人互相之間也沒有上下從屬的關係,所以工人群眾不是「聽從」上面下來的指令,而是自己思考是否響應「網絡台」的行動號召。「網絡台」也從工人群眾的反應,得知其號召和建議是否符合大多數外賣員的意願,再進行策略調整。


我們的「網絡台」是與公司談判的單位,代表著整體外賣員,這是必須承擔的身份,同時也號召整體外賣員進行罷工。雖然如此,但我們絕不能以「大台」自居,這不是謙虛與否,因為我們知道各地區外賣員群體,早已組成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台」,它們是外賣員為了互助和維繫感情而形成的聯繫網,日常的主要活動就是在網上交流有關工作的資訊,有些「台」則不時舉行聯誼活動。有些「台」更發動過小型罷工,及集體杯葛表現不良的餐廳,不給他們送餐。在罷工時,這些地區上的「台」就往往成為一方的抗爭力量。罷工期間,我們努力聯絡它們,建立聯繫,向它們作出號召和提供消息。我們姑且稱為「統籌台」和「地區台」之間的關係。


有趣的是,一些「地區台」也同時在尋找誰是罷工的行動指揮?以為「統籌台」是上級,殊不知它根本沒有權力。「統籌台」只有我們一個,但香港各地區到底有多少個「地區台」?它們在罷工時擔任了什麼角色?發生了什麼故事?我們還在探索中。


在罷工期間,台與台之間,外賣員與台之間,外賣員與外賣員之間,編織成一個大網絡。罷工持續了幾天,就是這個大網絡最活躍的時候。罷工完了,我們要繼續編織這個大網絡,尋找和聯絡更多的「地區台」,組織更多的外賣員參予其中。大網絡要越編織越大,編成的部份也得加以琢磨。



「平台」式工會

「平台」式工會是指工會採取的架構形式和組織方法,也就是接近上面談過的「網絡台」和網絡化的組織形態。國際上活躍於外賣業的,很多都是新興的「平台」式小型工會,而傳統的老牌大工會似乎較少參與,很可能與工會的形態和所選取的發展方向有關。


傳統上,工會是合資格成員所構成的科層機制,有會員和選舉產生的領袖(工會理事),以權利、義務、共同的目標和立場,維繫會員之間的關係,令工會具有代表性,這是被稱為「大台」的組織模式。工會會員責任上要繳交工會年費,依規章辦事,參加工會會議,處理工會事務。


相較另一類型,俗稱為「平台」的組織模式,在網上盛行,就是在當下有共同目標和立場的人們,建立互相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強烈責任約束的簡易架構或聯繫網。平台的參與者之間有一定共識,但不強調規章,參與和退出平台亦比較寬鬆,有彈性。


「平台」和「大台」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兩者並沒有先天性的優劣差異,分別只在於因時制宜,把那種組織形式用於最適當的場合。


由於外賣業的行業特性,外賣員的日常工作生活處於網絡化的狀態,甚至外賣員自我的身份認定也往往游移在受僱和自僱之間,網絡化的組織形態應當與之契合。那麼,多個國家的新興小型工會採取「平台」組織模式,簡化科層機制和行政程序,放權給地區組織點,靈活地處理工會事務,以至降低工人參加工會活動的門檻,實在不難理解,而且應當大力推行。


有人批評按傳統工會的科層機制,處理職場事務要層層上傳,待工會理事討論及作出決定,再層層下傳,實在過於繁複,缺乏效率。本來,這是民主代議制的基本程序,必須遵從,但若果做得繁瑣和僵化,甚至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議題,就當然要改善。各國的傳統老牌大工會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資源,希望它們可以和新興的小型工會多合作,在「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和「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勞工事務上有更多參與。


香港的外賣員工會並未成立,罷工之後,工人代表和眾多外賣員對於如何理解工會,還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大致就是:成立工會,當然是好事,至於大家如何投入參與,還需要討論。這不代表外賣員們,特別是工人代表們不積極,大家的組織工作和爭取權益的工作不斷進行。工會是工人運動的載體,香港的外賣員對這個載體還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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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屬下的勞工小組,我們致力於與全香港的外賣員一齊爭取權益。


我們的工作包括:

  • 個案:為有需要的外賣員提供咨詢及支援(工傷、交通意外、終止合同等)

  • 行動:團結外賣員爭取勞動權益

  • 倡議:推動政府、外賣平台保障勞動權益,政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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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RiderConcernGroup@protonmail.com

WhatsApp: 9199 2809 (周一至周五10:00 AM 至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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