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 前Zeek司機岳生、Foodpanda外賣員KA、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與勞工處勞工事務主任馬國權見面，就平台工人的勞動保障表達了相應訴求。
前Zeek定線司機岳生陳述其在Zeek公司清盤後申索欠薪補償的困難。他表示勞工處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流程指示不夠清晰明了，申請手續也十分繁瑣，而平台司機的上線與薪資記錄大部分保存於App中，很容易因刪除數據或更換手機而丟失證據，即使證據保存完整也因複雜的行政流程耗費大量時間成本，耽誤申索進度。他希望勞工處能及時介入，簡化行政流程，令被欠薪的Zeek司機可儘快取得破產欠薪補償。
Foodpanda外賣員KA指出，食物外送平台Deliveroo和Foodpanda經常在未通知及未徵得外賣員同意的情況下改變送遞規則，令外賣員送餐距離變遠、接單率門檻提高、送餐費降低，甚至被暫停派單或終止合同。KA認爲，平台公司以「自由職業」或「合作伙伴」的名義與外賣員簽訂自僱合同，剝奪了外賣員理應享有的現行勞工法例規定的所有基本保障，但外賣員無法拒絕平台規則的更改，實際上已經是處於在平台的管理和控制之下的僱員。他補充，最近不斷在香港擴張市場的Keeta公司，即便在有外賣員索要的情況下，也未向外賣員提供紙本或電子版合約。
近幾個月，工委會一直旁聽跟進勞審處Zeek送遞員追薪個案。自7月勞審處法官依照11點因素判定6位司機爲僱員後，一位送餐車手、一位貨車司機、兩位送貨員都被裁定爲僱員獲得勝訴，工委會覺得十分鼓舞，希望未來有更多政策和立法保障。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麥德正認爲，現時法例追不上平台勞工的發展，傳統的僱傭定義不再適宜平台勞工。例如勞工處落案需填寫受僱時間，而對於平台勞工來說，是以下載安裝App的時間爲準，還是以App內第一次上線的時間爲準，其實未有一個統一的判定。
另一個問題是舉證的技術障礙，例如庭上法官指出某送餐車手提交的手機截屏紙本證據不包含個人信息，無法證明賬戶屬於其本人，車手只能直接出示其手機，法官最終拿過其手機作確認。麥德正表示，法庭像這樣現場受理紙本以外的證據是史無前例的，但亦顯示法庭現時展示證據的方式遠遠滿足不到平台勞工的需要。
工委會主任陳家偉認爲平台勞工難以靠現行法例獲得賠償，推動訂立新法保障平台勞工十分重要。儘管目前Zeek追薪案都獲得勝訴，然而普通法體系下目前無既定的行政立法或判決先例可保障平台勞工，只要僱主否認平台勞工爲僱員，工人就只能去勞審處申索，而申索結果過於倚賴勞審法官的判決。
陳家偉亦提到平台勞工面對的精神健康問題。勞工精神健康與工作環境、工作模式密切相關，平台App的設計催促外賣員要在最短時間内送餐，如果踢單則會有變相的懲罰，令到外賣員面臨極大的壓力與焦慮，而這種高度控制的工作模式背後涉及到勞資關係權力。
勞工事務主任馬國權回應稱，勞工處一直密切關註勞資審裁處對 Zeek案件的裁決，亦明白平台對外賣騎手有很強的控制力。勞工處表示，政府下一步會開展一項關於數字平台工作的調查，他們將繼續在勞工事務方面為平台工人提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