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經濟「新常態」的職業精神健康:「安息日」要做什麼?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中國內地最近出版了第一本有關抑鬱疾的《藍皮書》[1]。這次的研究特別之處在於研究的對像並不是中國一般國民,而是只針對那些已證明患上抑鬱症的病者。研究者在抑鬱症的病者中,收集了6,670份有效問卷。研究者就中國國民抑鬱症現狀、抑鬱症患者現狀、抑鬱症患者就醫情況、抑鬱症患者用藥情況及對疾病的預防及介入等五個方面作出調研。


中國精神衛生的調查顯示,中國成年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其中患抑鬱症為3.4%。中國估計現時患上抑鬱症約9千5百萬人。中國每年大約28萬人自殺, 其中40%是患有抑鬱症。


工作與抑鬱病

這次調查對工作與抑鬱病的關係提供了一些資訊。在引發抑鬱症的成因中,有超過35%的抑鬱病患者指出,其抑鬱症與工作有關。




雖然這次研究沒有探討具體工作中那些問題會引發工人患上抑鬱症,但卻在職業分類中,指出不同行業的工人跟抑鬱症的可能關聯。



從不同行業的分佈中,從事互聯網及通訊事業的人患有抑鬱症的比例最高。在患者中,五個抑鬱症患者之中就有一個是從事互聯網或通訊有關的工作。其次,就是教育工作者。資訊科技和教育行業是職業精神健康的「重災區」,研究者認為這兩種行業競爭性強,隨時24小時工作或「待機」,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工作與精神健康的風險有著不同層面,包括工作內容及工作環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在上年跟香港民意研究中心合作,訪問香港工人的精神健康,因香港近年的情況,加上了工作倫理的層面。工人在工作不同層面出了問題,都會損害工人的精神健康。因此,上面內地的研究簡單將「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作為職業上精神健康風險的成因,明顯是有所偏頗。


工作內容的精神健康風險涉及工作是否單調,沒意義;工作是否過多及緊迫;工作時間是否太長,規範太嚴或沒有彈性及長期輪班工作;對工作的過程、節奏、時間、方式、環境是否缺乏掌控[2]


工作環境中的風險因素包括工作是否沒有保障及缺乏晉升機會;在企業中的角色是否清晰;工作間人際關係是良好,有否霸凌/騷擾、暴力及孤立;機構是否有良好溝通及或領導方式;工作與生活是否得到平衡。


至於工作理論的風險,則涉及工作與個人信念、專業倫理以及政治取向當中的衝突[3]


工作與生活的失衡

不過,研究突出「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這項因素,也確實指出了近年所謂經濟「新常態」的特點。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就如國際汽油公司BP曾在疫情中就自己全球員工作過調查,他們指出他們員工在疫情中面對的四個工作問題[4]


1. 對工作的穩定而增加焦慮(56%)

2. 因工作日常和機構變動而產生的焦慮(55%)

3. 因為在家辦公而感到孤獨和疏離(49%)

4. 難以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50%)


第一及第二項因為疫情原因,令城市及公司運作「停擺」,從而企業要作出的工作安排,或是因為疫情而令經濟下滑,企業要裁員,甚或倒閉。從全球經濟的發展來看,即使全球大部份國家及城市都回復正常生活,但經濟活力仍然不足,何時經濟也能「復常」,今天真沒有那國領袖可以說得準。在英國,前首相卓慧思就是欲挽救國家經濟危機,施以嚴厲新政,可惜反將英鎊推到新低,推高通漲,適得其反,最後只能辭職而去。


不過,BP公司員工在疫情所面對的第三項及第四項問題,其實不是因疫情而來,疫情只是將情況激化而已。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韋達 (Guy Ryder) 在2020年的世界精神健康日(10月9日)就指出[5]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許多親歷巨大變化的勞工都曾感到無助。網絡上工作帶來了新的壓力:工人意識到在網絡前工作的孤單,或者經歷專業責任及家庭責任的衝突與糾結。這些都因為網絡上工作使工作與個人生活界限變得模糊。那些無法線上工作的人,則為暴露在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下感到不公與焦慮。


疫情其實只是提供了一個處境,真正令人「在工作上感到孤單咀喪」及「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是電訊科技的重大發展,大部份人轉向網絡上工作。網絡上工作容許人在家工作,連會議也可在家中進行,人在工作時,只有自己,沒有同事 (individualized)。而且在家工作令致工作時間也不穩定 (irregular),個人生活和工作時間越來越模糊,慢慢家庭及個人生活的時間及空間都被工作搶走了。由於在家工作,工人跟企業的關係變得只是企業給工作或訂單,而工人給成果,成為了一種服務交易,多於僱傭關係,不少人就脫離從前的僱傭關係,變成所謂「自由人」 (informalized) 。


事實上,電訊科技的發展帶來全新的工作壓力,這才是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 的關鍵之處 。在這「新常態」,人可以因著電訊科技,隨時隨地工作,沒有了工作的時空界限,連人與人的溝通,也沒有了時空的隔閡。人真可以24小時隨時隨地工作或「待機」,就算不是24小時,也基本拉長工作時間,不期然壓縮了個人休閒及家庭時間。


這不只是電訊科技行業如此,金融業完全依賴電訊科技,也同時變得24小時及全球化,因為電訊科技將金融業的時間和空間的隔離打破,全球金融買賣是在何時何地都可發生的。


在很多專業或行政人員,不論什麼時間,不論在公司或在家,都仍然工作,網上工作不再分時空,有電腦就可以,有手提電話就可以。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行政或專業人員已經出現「職業過勞」(occupational burnout) 的情況[6]。這情況並不會隨著疫情過去而消失。


教育界確實因為疫情而轉而網上教學,但除了學校正規課程外,線上教育已是越來越普遍。即使學校正規課程,由於疫情未過,部份學校仍然都有線上及實體的課程,或線上及實體授課同時進行。網上教學已經是不能回頭,它同時改變了教育場所的限制,變得靈活,真正隨時隨地進行授課,而教育工作者自然也沒有了指定的教育場所。


上面都是談論一些從事專業的工作人員的情況。在疫情間,因為城市或機構「停擺」,外送服務逆市急升。網上消售及點餐已慢慢成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相信這不會隨疫情過去而減弱的。但是,外賣員必須於短時間將貨物或食物送到目的地,精神壓力極大,也產生很多交通意外。最重要的是,外賣員跟外賣平台公司沒有僱傭關係,沒有任何勞工、工傷及退休保障。因此,很多外賣員每天長時間工作或「待機」,甚至每週七天工作,個人空閒及家庭時間被嚴重剝奪。也做成「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這就是我們經濟「新常態」的結果。


「安息日」的真正意義

「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的後果自然跟長工時有關係,工人的休閒及家庭時間被壓縮。工人不單每天工作時間長,甚至每週七天工作,像外賣員。疫情嚴峻時,亦有不少清潔工人每週七天工作,沒得休息。


根據勞工署的資料,2017年9月至2019年11月,香港共有200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個案,但政府並不認為這些個案屬於「過勞死亡」,所以不是職業性傷害的個案。然而有一事,政府沒法否認,當中有相當部份工人生前工作時間十分長。當中有44宗個案(22%)的工作時間達到在日本、韓國和台灣三地被視為長工作時間的水平,即「死亡前一個月的工作時間超過276個小時」或「去世前的2至6個月內平均每月工作超過256小時」[7]。「工作過勞」是香港不少工人今天面對的問題。


這一切令我回想1970年代,當時香港製造業起飛,工人以件工計算,因此,每天都要開工,而且,亦只有如此,工人才能取得當月的勤工獎。僱主說工人可以決定是否加班加點,是否星期天開工,但卻用削減「勤工獎」或其他獎賞,去強迫工人工作,因為工人普遍工資不高。這情況今天在外賣員身上也發生。外賣平台公司對外宣稱,外賣員可以決定隨時上線,可以隨時接單不接單,不會遭到懲罰,但是若他們如此做,他們的單價會隨時減少,選擇更期工作的次序就變後了,這一切最終不是影響他們的收入嗎?50年前工人面對的事情,今天再次在我們面前。


1970年代,工委會前輩成功遊說政府修訂六項《僱傭條例》,「引進各方面對工人重要的法律權益,例如每周休息日、有薪年假、婦女有薪分娩假,以及規限婦女及青年人的工作時數。」[8] 有關每周休息日的定立,究竟當時的討論如何,我沒有查究,不敢妄言。但如果休息日就是指什麼都不做,這可能不是原來本意,至少在當時1970年代工人在休息日,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大都參與歡慶活動。這些歡慶活動,有時比上班更辛苦,以致工委會前輩戲言,由於當時工人在星期天休息日參與歡慶活動會很累,所以工廠星期一的生產不會是最有效率[9]


「人」是安息日的「中心」

馮煒文指出,工人休息日不是停止一切活動,而是要做什麼?要成就什麼?[10]這跟耶穌和法利賽人爭論安息日可以做什麼有些相似。從他們的爭論,當中涉及三個處境,第一個是門徒在安息日飢餓,在麥田就掐起麥穗來吃 (太12:1-8; 可 2:23-28) 。第二及第三個情景都是相近,就是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 太12:9-14; 路13:10-17)。一般人都是關心安息日「不可做什麼」 (賽58:13-14; 尼13:15-22),但耶穌似乎想當時的人知道,安息日最關心的是什麼——人的福祉。一般信徒都將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之主」(可 2:28; 太 12:8) 這句話指向耶穌自己,但從《馬可福音》 2:27-28,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們也可簡單了解「人子」就泛指一般「人」,而「人」才是安息日的「中心」。因為,《馬可福音》2:27所指很明顯是泛指一般人。


事實上,《以賽亞書》58:13-14談到尊重安息日,所禁止的是「不要只顧自己的利益」:不走自己的道路;不謀算自己利益;不(為維護自己利益而)說廢話 (賽58:13) [11]。這同時回應當時被擄回歸的以色列民,在贖罪日禁食時,只顧自己利益,欺壓工人 (賽58:3)。先知指出,真正令上主喜愛的宗教日子 (包括安息日及贖罪日) ,就是子民關顧有需要的人,解除別人一切的壓制(賽58:7,9):


飢餓無食:把你們的食物分給飢餓的人;

無家可歸:開放房屋給無家可歸的窮人;

衣不蔽體:拿衣服給赤身露體的人;

求助無門:不要拒絕求助無門的人;

毀謗屈枉:不出惡言,屈枉正直;

貧窮無依:滿足窮困人的一切需要。


那麼,上主就會垂聽子民的呼求(賽58:9-12):


醫治他們;

幫助他們脫離黑暗及困難;

有食物,身體健壯;

建造房屋,有自己家園;

有榮耀,有身份,受外族尊重;

重建耶路撒冷。[12]


這也是耶穌在《馬太福音》12:7,跟當時法利賽人爭論安息日的規定時,所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的意思。真正有意義的宗教行為是憐恤別人。


原來安息日的真義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要做什麼」。事實上,律法書強調在安息日所有人都要停止工作,包括奴隸及寄居的外人,(出 20:10;申5:14),當中是要善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安息日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要關懷別人的困難,特別強調要善待奴隸,他們每天都工作,有一天可以休息 (申5:14)。這應還包括,即使他們不工作,他們也應有食物,這也應包括在你們寄居的外人,那天他們不工作,仍應得到主人家的款待。所以,在安息日真正要做的,是善待別人,與人分享,讓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其所需。所以,安息日是一個分享,互相支持,一同歡樂的日子。


上述安息日的社群要求是有一個假定,就是一個人的生死,或一個家庭的命運,不全是那個人或那家庭的事,他們的生死與其他人不是無關。《出埃及記》20章描述上主頒佈十誡,《出埃及記》21-23章就對第5-10誡的社群關係作出詳細要求,並特別保護最弱小的,包括孤兒及寡婦(出22:21-24)、寄居(出 23:9)、貧窮及奴隸 (出21:1-11,22:25-27)。當以色列民每週慶祝安息日,就提醒他們的社群責任。


今天,我們看見外賣員、清潔工,更多的基層工人,甚至很多專業及行政人員,在激烈的競爭中,每天長時間工作,甚至每週七天都工作,我們可否說,讓我們都停止工作,互相支持?僱主即使僱員休息,仍然供給他們日用所需,用今日的說法,就是每週有一天有薪的休息日。到今天,香港是有法定每週休息日 (外賣員除外,因為他們跟平台公司簽的不是僱傭合約) ,但不一定是有薪休息日。這天的休息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表達關懷貧苦工人的需要,並且對別人伸出邀請,讓我們彼此支援,一同歡樂。這樣,工人精神健康的風險就會減低很多了。



注釋:

[1] 許標:「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2022-09-30。https://zhuanlan.zhihu.com/p/569610296,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ccupational Health: Stress at the Workplace”, October 19,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ccupational-health-stress-at-the-workplace,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3]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We Hongkongers’” Panel Survey Latest Results”, January 29, 2021. https://develo.pori.hk/wp-content/uploads/2021/01/PORI_PC_20210129_vhkr_eng.pdf,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4] Kelly McCain & Aidan Manktelow, “6 Global Employers on How to Improve Workplace Mental Health”, in The Davos Agenda 2021,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6-global-employers-on-how-to-improve-workplace-mental-health/,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5] Guy Ryder, “Let’s Talk about Mental Health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October 9, 2020.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ilo-director-general/statements-and-speeches/WCMS_757595/lang--en/index.htm,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6] 江帆等人:「穗深企業員工職業倦怠與睡眠、疲勞及精神健康狀況的比較及相關性分析」,《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第15 卷第 2 期(2015 年) ,頁122-125。

[7] 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情況關係的研究」,2021年6月15日,頁1-4。

[8] 馮煒文著,姚錦燊譯:《這福音不出售》(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2021) ,頁74。

[9] 馮煒文:「探討工人康樂活動」(1976年發表) ,收入於馮煒文著,姚錦燊譯:《這福音不出售》(2021),頁220。

[10] 馮煒文:「探討工人康樂活動」,頁221-222。

[11] 有關中文翻譯參照Ed Christian, “‘Sabbath Is a Happy Day!’ What Does Isaiah 58:13-14 Mean?”, Journal of the Adventist Theological Society, 13/1 (Spring 2002), 83-88.

[12] Bohdan Hrobon, Ethical Dimension of Cult in the Book of Isaiah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0),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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