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工人的朋友：宣教及工運的新方向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2023.10.30

劉千石常常問：「工委會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是工人的朋友嗎？」對劉千石來說，能夠成為工人的朋友，就是工委會最核心的事情。這個問題其實是來自耶穌。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 (路 10:25-37)，耶穌問：「誰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劉千石將耶穌的問題變成：「誰是工人的朋友？」

耶穌這問題跟試探耶穌的律法師的問題是不同。律法師問：「誰是我的鄰舍呢？」不管律法師的問題是想試探耶穌或是如何，但有一點是很清楚，律法師的問題是以自己為中心，以自身做出發點。是從自己開始劃圈，去尋找需要救援的人。

律法師很自傲，自傲的理由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好好 (10:29) ，當他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意思可能，有需要的人，我已幫了，在他的眼裡，他再看不到有需要的人了。這只是從律法師自己的角度來說。然而，這角度可以被律法師自己的社會地位、價值觀、宗教信仰及其他事情所影響，導致律法師認為那些人是應該幫，那些人才值得幫。在這之外，他再看不到其他人的需要。這其實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是我們選擇那些人我們想幫，值得我們去幫。

但耶穌的看法明顯不是這樣。他的問題是以需要幫助的人為中心，是誰成為受傷害者的朋友。我們可以因為各種理由，沒有、不願或不能給予這些人幫助，可能認為他們不值得我們愛，也可以因為我們接觸不到他們，而沒有看到他們的需要。如那個祭司，可能因為需要趕到聖殿值班，不能逗留照顧那位在路旁的傷者。那個利末人，可能因怕接觸受傷的人的血，而沒法在聖殿當值。不管怎樣，別人的生死及悲苦，沒有觸動我們，所以，我們繼續我們的生活。

工人的需要才是工委會工作的核心。

劉千石問：「工委會是工人的朋友嗎？」這問題道出了工委會的工作方向。工人的需要才是我們的工作的核心。了解工人的需要只有一個途徑，沒有其他方法，就是跟他們一起。這是極花時間的事情。工委會在巴基斯坦裔食物外賣員的工作，大致道出怎樣跟工人做朋友，怎樣回到工人的身邊。

平台經濟充份使用「手機」，整個食物訂餐和送餐的程序都在「手機」中完成。食物外賣員不單工作使用「手機」，他們大部份的生活都在網上進行。工委會同事在接近20個社交網絡組群，接近2000人次的溝通，日夜跟這些工人交流，這是「磨爛席」的工作。

當有外賣員出現嚴重交通意外，工委會同事要求自己事發24小時內接觸到工友或家屬。當外賣員到商場收餐或送餐，所乘的電單車可能因違例停泊，隨時被票控。工委會同事跟工人代表和領展及其他地產商管理層商討，跟其他送貨員一樣，有免費上落貨停泊的地方，免得外賣員的電單車因在商場外非法停泊而被票控。定額罰款佔了外被員一天差不多一半的工資，所以，泊車對外賣員是大事。從工人的角度看事情，是從工人角度定義什麼是大事，而不是我們定義什麼是他們的大事。

食物外賣員的工作既是個人，但也有他們的群體，特別少數族裔。工人群體的組織對工委會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回到工人身邊，建立群體，或許也是今天工運，以至於宣教一個新的使命及方向。

宣教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體」作為宣教的方向，並不只是向工人解釋基督教信仰是什麼，特別是食物外賣員有不少是巴基斯坦裔的，他們大部份都是伊斯蘭宗教信徒。傳統的「傳福音」不單帶來宗教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這「福音」對工人來說，是否「離地」，是否跟他們的工作有關係？「回到工人群體」是從工人角度，看什麼是對他們好，而不是我們認為什麼是對他們好。

「回到工人群體」是告訴工人，教會或教會的群體關心工人的福祉，這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上主也愛「工人」。工委會以行動表達這份關心，也同時表達對他們的尊重。作為教會群體這身份，工委會從來沒有向工人隱藏。

工人的工作不會只有工委會做，我們也沒法獨自承擔照顧工人這麼大的群體。和人合作，不論是工運或合一運動，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為了工人福祉，工委會樂於和不同人士及不同團體合作。在食物外賣員的工作中，我們需要跟伊斯蘭群體合作。因為，絕大部份的巴基斯坦裔的外賣員都是伊斯蘭信徒，而部份外賣員是印度裔，他們信奉印度教，這方面也需要跟印度教群體合作。

宗教對談一直是合一運動中重要的一環，然而，宗教對談大部份只是神學學者對教義的對談，或是宗教領袖間的對話，一般信徒甚少參與，也少涉及信徒的生活層面。這裡也不是如龔漢思 (Hans Küng) 神父要建立普世倫理 (global ethics) 的標準，作為社會發展的指標。工委會跟其他宗教群體的對話及合作，固然會涉及社會倫理標準，但更多是跟不同宗教人士及團體討論如何落實這些倫理標準。從宣教的角度，這為宗教對談提出兩個新方向。

給予宗教對話有更具體的內容及工作策略。這在傳統的宗教對話所沒有。而且，在這種以具體工作作為宗教對話的內容，就可避免在教義討論中，對錯真偽的比較，或是各自演說 (monologue)，根本不是對話 (dialogue)。在具體的工作討論時，大家可聚焦要處理的事情，不同宗教人士及團體如何分工，甚至大家可如何合作。

參與對話的人士或團體，由教會領袖或神學學者為主導，變作他們跟基層團體，甚或工人對話，談的內容也是基層工人的福祉。所以，不論對話的人士及內容，都環繞基層。

工運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體」其實也為香港工運提供一個新方向。有人說，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香港工運很難有什麼作為。然而，這樣說法背後假設了一種看法，就是只將工運看為一種抗爭的模式。若我們這樣看，確實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抗爭遊行的活動確實困難，而傳媒也有自我審查，不再容易報導工人運動或工潮。由於過去這些工作容易吸取眼球，慢慢工運就走向一種吸引公眾注意的模式，而抗爭是最易吸引公眾注意。

抗爭當然是工運重要的一部份，但卻不是唯一的部份，組織及團結工人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抗爭固然可以團結工人，但團結工人也可透過其他方式，例如長期跟工人溝通接觸，跟他們一起解決他們關心的事情，例如，對食物速遞員，泊車位就是大事。這種不吸眼球的事情，卻慢慢累積工人對組織者的信任，而慢慢團結起來。

今天，倡議抗爭式的工運會有困難，那我們只能另選其他路途去團結工人，結成群體。這種「回到工人群體」的工運模式，其實沒什麼特別，只是好好跟工人接觸，為他們服務，慢慢凝聚工人及工人力量，慢慢去改善他們的權益。

耶穌問：「誰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劉千石將這問題變成：「誰是工人的朋友？」。任何人士或群體都可以改寫為「誰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朋友？」在今天，耶穌的問題，不單對合一運動帶來新挑戰，也為工人運動，及為整個香港公民運動帶來新挑戰，就是如何以我們服侍的人群的角度去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