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中國內地最近出版了第一本有關抑鬱疾的《藍皮書》[1]。這次的研究特別之處在於研究的對像並不是中國一般國民，而是只針對那些已證明患上抑鬱症的病者。研究者在抑鬱症的病者中，收集了6,670份有效問卷。研究者就中國國民抑鬱症現狀、抑鬱症患者現狀、抑鬱症患者就醫情況、抑鬱症患者用藥情況及對疾病的預防及介入等五個方面作出調研。
中國精神衛生的調查顯示，中國成年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其中患抑鬱症為3.4%。中國估計現時患上抑鬱症約9千5百萬人。中國每年大約28萬人自殺， 其中40%是患有抑鬱症。
工作與抑鬱病
這次調查對工作與抑鬱病的關係提供了一些資訊。在引發抑鬱症的成因中，有超過35%的抑鬱病患者指出，其抑鬱症與工作有關。
雖然這次研究沒有探討具體工作中那些問題會引發工人患上抑鬱症，但卻在職業分類中，指出不同行業的工人跟抑鬱症的可能關聯。
從不同行業的分佈中，從事互聯網及通訊事業的人患有抑鬱症的比例最高。在患者中，五個抑鬱症患者之中就有一個是從事互聯網或通訊有關的工作。其次，就是教育工作者。資訊科技和教育行業是職業精神健康的「重災區」，研究者認為這兩種行業競爭性強，隨時24小時工作或「待機」，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工作與精神健康的風險有著不同層面，包括工作內容及工作環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在上年跟香港民意研究中心合作，訪問香港工人的精神健康，因香港近年的情況，加上了工作倫理的層面。工人在工作不同層面出了問題，都會損害工人的精神健康。因此，上面內地的研究簡單將「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作為職業上精神健康風險的成因，明顯是有所偏頗。
工作內容的精神健康風險涉及工作是否單調，沒意義；工作是否過多及緊迫；工作時間是否太長，規範太嚴或沒有彈性及長期輪班工作；對工作的過程、節奏、時間、方式、環境是否缺乏掌控[2]。
工作環境中的風險因素包括工作是否沒有保障及缺乏晉升機會；在企業中的角色是否清晰；工作間人際關係是良好，有否霸凌/騷擾、暴力及孤立；機構是否有良好溝通及或領導方式；工作與生活是否得到平衡。
至於工作理論的風險，則涉及工作與個人信念、專業倫理以及政治取向當中的衝突[3]。
工作與生活的失衡
不過，研究突出「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這項因素，也確實指出了近年所謂經濟「新常態」的特點。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就如國際汽油公司BP曾在疫情中就自己全球員工作過調查，他們指出他們員工在疫情中面對的四個工作問題[4]：
1. 對工作的穩定而增加焦慮（56%）
2. 因工作日常和機構變動而產生的焦慮（55%）
3. 因為在家辦公而感到孤獨和疏離（49%）
4. 難以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50%）
第一及第二項因為疫情原因，令城市及公司運作「停擺」，從而企業要作出的工作安排，或是因為疫情而令經濟下滑，企業要裁員，甚或倒閉。從全球經濟的發展來看，即使全球大部份國家及城市都回復正常生活，但經濟活力仍然不足，何時經濟也能「復常」，今天真沒有那國領袖可以說得準。在英國，前首相卓慧思就是欲挽救國家經濟危機，施以嚴厲新政，可惜反將英鎊推到新低，推高通漲，適得其反，最後只能辭職而去。
不過，BP公司員工在疫情所面對的第三項及第四項問題，其實不是因疫情而來，疫情只是將情況激化而已。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韋達 (Guy Ryder) 在2020年的世界精神健康日（10月9日）就指出[5]：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許多親歷巨大變化的勞工都曾感到無助。網絡上工作帶來了新的壓力：工人意識到在網絡前工作的孤單，或者經歷專業責任及家庭責任的衝突與糾結。這些都因為網絡上工作使工作與個人生活界限變得模糊。那些無法線上工作的人，則為暴露在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下感到不公與焦慮。
疫情其實只是提供了一個處境，真正令人「在工作上感到孤單咀喪」及「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是電訊科技的重大發展，大部份人轉向網絡上工作。網絡上工作容許人在家工作，連會議也可在家中進行，人在工作時，只有自己，沒有同事 (individualized)。而且在家工作令致工作時間也不穩定 (irregular)，個人生活和工作時間越來越模糊，慢慢家庭及個人生活的時間及空間都被工作搶走了。由於在家工作，工人跟企業的關係變得只是企業給工作或訂單，而工人給成果，成為了一種服務交易，多於僱傭關係，不少人就脫離從前的僱傭關係，變成所謂「自由人」 (informalized) 。
事實上，電訊科技的發展帶來全新的工作壓力，這才是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 的關鍵之處 。在這「新常態」，人可以因著電訊科技，隨時隨地工作，沒有了工作的時空界限，連人與人的溝通，也沒有了時空的隔閡。人真可以24小時隨時隨地工作或「待機」，就算不是24小時，也基本拉長工作時間，不期然壓縮了個人休閒及家庭時間。
這不只是電訊科技行業如此，金融業完全依賴電訊科技，也同時變得24小時及全球化，因為電訊科技將金融業的時間和空間的隔離打破，全球金融買賣是在何時何地都可發生的。
在很多專業或行政人員，不論什麼時間，不論在公司或在家，都仍然工作，網上工作不再分時空，有電腦就可以，有手提電話就可以。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行政或專業人員已經出現「職業過勞」(occupational burnout) 的情況[6]。這情況並不會隨著疫情過去而消失。
教育界確實因為疫情而轉而網上教學，但除了學校正規課程外，線上教育已是越來越普遍。即使學校正規課程，由於疫情未過，部份學校仍然都有線上及實體的課程，或線上及實體授課同時進行。網上教學已經是不能回頭，它同時改變了教育場所的限制，變得靈活，真正隨時隨地進行授課，而教育工作者自然也沒有了指定的教育場所。
上面都是談論一些從事專業的工作人員的情況。在疫情間，因為城市或機構「停擺」，外送服務逆市急升。網上消售及點餐已慢慢成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相信這不會隨疫情過去而減弱的。但是，外賣員必須於短時間將貨物或食物送到目的地，精神壓力極大，也產生很多交通意外。最重要的是，外賣員跟外賣平台公司沒有僱傭關係，沒有任何勞工、工傷及退休保障。因此，很多外賣員每天長時間工作或「待機」，甚至每週七天工作，個人空閒及家庭時間被嚴重剝奪。也做成「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這就是我們經濟「新常態」的結果。
「安息日」的真正意義
「沒法清楚分開工作及個人休息的界限」的後果自然跟長工時有關係，工人的休閒及家庭時間被壓縮。工人不單每天工作時間長，甚至每週七天工作，像外賣員。疫情嚴峻時，亦有不少清潔工人每週七天工作，沒得休息。
根據勞工署的資料，2017年9月至2019年11月，香港共有200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個案，但政府並不認為這些個案屬於「過勞死亡」，所以不是職業性傷害的個案。然而有一事，政府沒法否認，當中有相當部份工人生前工作時間十分長。當中有44宗個案（22％）的工作時間達到在日本、韓國和台灣三地被視為長工作時間的水平，即「死亡前一個月的工作時間超過276個小時」或「去世前的2至6個月內平均每月工作超過256小時」[7]。「工作過勞」是香港不少工人今天面對的問題。
這一切令我回想1970年代，當時香港製造業起飛，工人以件工計算，因此，每天都要開工，而且，亦只有如此，工人才能取得當月的勤工獎。僱主說工人可以決定是否加班加點，是否星期天開工，但卻用削減「勤工獎」或其他獎賞，去強迫工人工作，因為工人普遍工資不高。這情況今天在外賣員身上也發生。外賣平台公司對外宣稱，外賣員可以決定隨時上線，可以隨時接單不接單，不會遭到懲罰，但是若他們如此做，他們的單價會隨時減少，選擇更期工作的次序就變後了，這一切最終不是影響他們的收入嗎？50年前工人面對的事情，今天再次在我們面前。
1970年代，工委會前輩成功遊說政府修訂六項《僱傭條例》，「引進各方面對工人重要的法律權益，例如每周休息日、有薪年假、婦女有薪分娩假，以及規限婦女及青年人的工作時數。」[8] 有關每周休息日的定立，究竟當時的討論如何，我沒有查究，不敢妄言。但如果休息日就是指什麼都不做，這可能不是原來本意，至少在當時1970年代工人在休息日，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大都參與歡慶活動。這些歡慶活動，有時比上班更辛苦，以致工委會前輩戲言，由於當時工人在星期天休息日參與歡慶活動會很累，所以工廠星期一的生產不會是最有效率[9]。
「人」是安息日的「中心」
馮煒文指出，工人休息日不是停止一切活動，而是要做什麼？要成就什麼？[10]這跟耶穌和法利賽人爭論安息日可以做什麼有些相似。從他們的爭論，當中涉及三個處境，第一個是門徒在安息日飢餓，在麥田就掐起麥穗來吃 (太12:1-8; 可 2:23-28) 。第二及第三個情景都是相近，就是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 太12:9-14; 路13:10-17)。一般人都是關心安息日「不可做什麼」 (賽58:13-14; 尼13:15-22)，但耶穌似乎想當時的人知道，安息日最關心的是什麼——人的福祉。一般信徒都將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之主」(可 2:28; 太 12:8) 這句話指向耶穌自己，但從《馬可福音》 2:27-28，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們也可簡單了解「人子」就泛指一般「人」，而「人」才是安息日的「中心」。因為，《馬可福音》2:27所指很明顯是泛指一般人。
事實上，《以賽亞書》58:13-14談到尊重安息日，所禁止的是「不要只顧自己的利益」：不走自己的道路；不謀算自己利益；不(為維護自己利益而)說廢話 (賽58:13) [11]。這同時回應當時被擄回歸的以色列民，在贖罪日禁食時，只顧自己利益，欺壓工人 (賽58:3)。先知指出，真正令上主喜愛的宗教日子 (包括安息日及贖罪日) ，就是子民關顧有需要的人，解除別人一切的壓制(賽58:7,9)：
飢餓無食：把你們的食物分給飢餓的人；
無家可歸：開放房屋給無家可歸的窮人；
衣不蔽體：拿衣服給赤身露體的人；
求助無門：不要拒絕求助無門的人；
毀謗屈枉：不出惡言，屈枉正直；
貧窮無依：滿足窮困人的一切需要。
那麼，上主就會垂聽子民的呼求(賽58:9-12)：
醫治他們；
幫助他們脫離黑暗及困難；
有食物，身體健壯；
建造房屋，有自己家園；
有榮耀，有身份，受外族尊重；
重建耶路撒冷。[12]
這也是耶穌在《馬太福音》12:7，跟當時法利賽人爭論安息日的規定時，所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的意思。真正有意義的宗教行為是憐恤別人。
原來安息日的真義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要做什麼」。事實上，律法書強調在安息日所有人都要停止工作，包括奴隸及寄居的外人，(出 20:10;申5:14)，當中是要善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安息日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要關懷別人的困難，特別強調要善待奴隸，他們每天都工作，有一天可以休息 (申5:14)。這應還包括，即使他們不工作，他們也應有食物，這也應包括在你們寄居的外人，那天他們不工作，仍應得到主人家的款待。所以，在安息日真正要做的，是善待別人，與人分享，讓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其所需。所以，安息日是一個分享，互相支持，一同歡樂的日子。
上述安息日的社群要求是有一個假定，就是一個人的生死，或一個家庭的命運，不全是那個人或那家庭的事，他們的生死與其他人不是無關。《出埃及記》20章描述上主頒佈十誡，《出埃及記》21-23章就對第5-10誡的社群關係作出詳細要求，並特別保護最弱小的，包括孤兒及寡婦(出22:21-24)、寄居(出 23:9)、貧窮及奴隸 (出21:1-11,22:25-27)。當以色列民每週慶祝安息日，就提醒他們的社群責任。
今天，我們看見外賣員、清潔工，更多的基層工人，甚至很多專業及行政人員，在激烈的競爭中，每天長時間工作，甚至每週七天都工作，我們可否說，讓我們都停止工作，互相支持？僱主即使僱員休息，仍然供給他們日用所需，用今日的說法，就是每週有一天有薪的休息日。到今天，香港是有法定每週休息日 (外賣員除外，因為他們跟平台公司簽的不是僱傭合約) ，但不一定是有薪休息日。這天的休息不是不做什麼，而是表達關懷貧苦工人的需要，並且對別人伸出邀請，讓我們彼此支援，一同歡樂。這樣，工人精神健康的風險就會減低很多了。
注釋：
[1] 許標：「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2022-09-30。https://zhuanlan.zhihu.com/p/569610296,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ccupational Health: Stress at the Workplace”, October 19,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ccupational-health-stress-at-the-workplace,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3]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We Hongkongers’” Panel Survey Latest Results”, January 29, 2021. https://develo.pori.hk/wp-content/uploads/2021/01/PORI_PC_20210129_vhkr_eng.pdf,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4] Kelly McCain & Aidan Manktelow, “6 Global Employers on How to Improve Workplace Mental Health”, in The Davos Agenda 2021,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6-global-employers-on-how-to-improve-workplace-mental-health/,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5] Guy Ryder, “Let’s Talk about Mental Health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October 9, 2020.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ilo-director-general/statements-and-speeches/WCMS_757595/lang--en/index.htm, 2022年10月26日閱覽。
[6] 江帆等人：「穗深企業員工職業倦怠與睡眠、疲勞及精神健康狀況的比較及相關性分析」，《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第15 卷第 2 期(2015 年) ，頁122-125。
[7] 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情況關係的研究」，2021年6月15日，頁1-4。
[8] 馮煒文著，姚錦燊譯：《這福音不出售》(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2021) ，頁74。
[9] 馮煒文：「探討工人康樂活動」(1976年發表) ，收入於馮煒文著，姚錦燊譯：《這福音不出售》(2021)，頁220。
[10] 馮煒文：「探討工人康樂活動」，頁221-222。
[11] 有關中文翻譯參照Ed Christian, “‘Sabbath Is a Happy Day!’ What Does Isaiah 58:13-14 Mean?”, Journal of the Adventist Theological Society, 13/1 (Spring 2002), 83-88.
[12] Bohdan Hrobon, Ethical Dimension of Cult in the Book of Isaiah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0), 16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