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責任推到最弱勢的人身上：為何要票控外傭？

陳家偉先生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今天 (8月31日)在一電台節目稱，有關在「限聚令」下，檢控違規的外傭。自三月以來，五個月內，共票控了26人。相信這絕大部份是在8月發生的事情，因為8月9日，警方一小時內票控了10人，而據說8月23日，亦票控了10個外傭。

然而，當羅致光表達了上述數字後，有議員認為政府不力，為何票控如此少？某大報亦大肆批評政府檢討不力，「難怪每逢假日仍有大批外傭無視禁令照舊歡聚。」

政府的數字

從數字來看，香港政府就政府限聚令，共發出2948告票，警方發出2943告票，而食環署只發出了5張。從比例來說，外傭26張票控，只佔整體票控0.88%，相對接近38萬外傭，在香港整體人口，接近4.3%，比例確是很少。而且外傭群體確有新冠狀病毒感染個案。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限聚令的票控絕大部份來自警方，食環署在接近三千宗票控，只有5宗。我們都應該相信，警方大量的票控，主要是社運人士。警方是用限聚令來阻止公眾集會。

政府並沒有說明，其實非因公眾集會而以「限聚令」被票控的，究竟有多少人？外傭佔當中有多少比例？不過， 有些人或許會爭論，就是 「政府部門執法不力，或令外傭誤以為不會遭到檢控」。所以，政府就更要加強票控。

然而，說這話的人，從來不從外傭的角度看看整件事情。當然病毒不看人面，誰都會感染病毒，及散播病毒，要求所有人接受限聚令，有什麼錯了？問題是，當政府實施限聚令，同時是有一定的相應措施。例如，非緊急性的公務員留在家中工作，企業亦有仿效。當然基層的打工仔女，大都要繼續開工。但不管怎樣，他們休假不需到上班的地點，家裡是他們真正休息的地方。

但是，外傭卻不是。她們在香港的家，正是他們工作的地方，他們想休息，就只得「離開家園」。還不要說，不少外傭的「家園」，可能只是一張床位，除了睡覺，平時就只能在傭主家中的飯廳停留。傭主放假留在家，那外傭放假不出外，可以去那裡呢？

有人又會說，政府已多次容忍，真的有外傭傳染個案，不得不做事。所以票控外傭大部份都在8月。但反過來說，既然已是4-5個月的事情，政府應該知道，外傭在香港如此獨特的工作環境，假日不出外聚集，基本是不可能。若然，這是早已預計的事情，那政府可曾為外傭尋找一些方法及地方，在他們需要聚集時，卻又可達致某種社交距離呢？

當然有人說，香港接近38萬名外傭，怎樣處理？其實大家都知道，所有措施都是尋求一種平衡點。政府可會為外傭聚集尋找更多地方及可能的情況，而因應有關情況及措施，票控外傭時，會因應這種措施才會進行？

政府曾經限制食肆全面禁止堂食，第一天就遭到香港人的嚴厲炮轟，大部份傳媒大罵政府「堅離地」。政府當時即刻開放全港社區會堂給人用膳，甚至要求社會福利機構也開放給人用膳。不少教會都主動開放給市民午間用膳。那時候，限聚令已沒有人理會。最後，政府妥協，重開食肆堂食。

從抗疫的角度，食肆沒有堂食，一定比有堂食更有效去減低傳播風險，而且有足夠證據，不少感染都是在大家一同用膳時發生。但政府也必須照顧民情。

政府為外傭做過什麼？

但為何對外傭卻不是這樣？政府明知道，從各方面，外傭都有需要聚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開放更多地方，在那裡限制一定人數，而且也易於管理。或許有人說，這不是更鼓勵外傭的聚集？這其實就如限制食肆堂食一樣，在社會一定需要的情況下，惟有給予一定的限制，並使之容易管理。

這對外傭亦然，既然外傭有需要聚集，就在聚集中，加以管制。在這管制中，才加上票控的手段。雖然，任何措施都不可以同時處理香港所有外傭聚集的需要，但當能緩和有關情況，其他措施就可應用。

但政府卻什麼都不做，外傭沒傳染個案，就對外傭的街頭聚集「闊佬懶理」，什麼也不做。當有感染個案，就立即嚴刑峻法。雖知道，票控罰款2千元，差不多是外傭半個月的工資。對外傭而言，這是何等大的事情？

外傭對聚集的需要及有關對傳染病毒的風險，完全是政府可以預期及計算的，但政府卻什麼都不做。現在要票控外傭，就將所有責任推到外傭身上，說他們屢勸不改，政府沒法不票控他們，好像政府一點責任都沒有。

可恨的還有政客及傳媒落井下石，說政府檢控外傭不力，說外傭聚集令到地方污穢。難道香港人聚集不會令地方污穢嗎？這就正是要政府去管理有關事情，這一切都是政府可以預料會發生的事情，但政府完全只手不動。

可嘆8月政府對外傭的票控，傳媒少有報導，就算有導，大都是要求政府更加強執法，少有人問此事政府為外傭做過什麼？難怪國際人權組織多次批評香港對外傭權益的保護越來越惡劣，因為不管是政府或社會，都不認為需要為外傭做什麼。但當有事情發生，就將一切責任推到外傭身上，這是偽善的政府。而社會又少有人為外傭發聲，那他們只能繼續忍受大家「偽善」的指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