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是工人基本權益

陳家偉先生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國泰大規模裁員及新華旅遊自今年12月開始所有員工要停薪留職。多人相信，這一切都只是開始，失業情況會更為嚴峻。然而，疫情不單打擊香港經濟，同時可能根本性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模式及相關的勞資關係。

一、「在家工作」

最先令我們關注，當然是「在家工作」。過去認為不可能在家的工作，例如服務行業，該是人同人的交往。然而疫情的發展，大家都被逼「在家工作」。但工作需要溝通，科技的改進，社交平台的發展，確實解決「在家工作」，卻又可以互相溝通的問題。「在家工作」的彈性確實也受年青一代的歡迎。科技解決了人際社交實體距離的限制，但亦同時做成人際關係的距離。同事間的關係變得只是工作關係，沒有了人際間的關懷和支持。「在家工作」看來不會只是臨時的措施，而可能是將來工作的「新常態」。「在家工作」亦加重了部份工人的工作量。在實體課程未重開前，不管學校的老師或補習社的老師，也只能在網上教學。由於在網上的教學，不能一個對20多人，這沒法促進師生的互動，令學生學習的興趣大減。因此，惟有少班多教。一個課程，以前只教一次，現在要教2-4次。工作量大增。

現在，實體教學恢復了。但課堂時間短了，而且還有部份學生是在外地，不能回港，那只好線上線下都要進行，不是線上線下的課程同時進行，而是分開進行。老師工作量大增。在學生學習的大前題下，社會都會認為這是必須，但老師的工作壓力就沒人去關心了。「在家工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將個人私下的時間及場所和工作的時間及場所的分離打破。從各方面來看，這一般只加長了工人的工作時間，工人工作壓力大增，而且多是無償的，這情況打擾工人工作和作息的平衡。

二、新工種的產生

由於社交距離，很多人都改變生活習慣。購物用「網購」、飲食則上網買「外賣」、連樓宇租售，不少資料都在網上。科技明顯取代不少原有服務業工人的工作，這將做成更多的失業人士。另一方面，科技同時新增新的工種，就是「派送員」的工作。他們包括傳統物流業的

從業員、網購的派送員、以致送餐的派送員。若然我們檢視這些派送員的情況，一般以個人為主。他們沒有跟派送公司有任何的顧僱關係，即既沒有員工福利，也沒有工傷保險。而且由於派送食物或有時限的物品，一般都必須在短間內派送到。工作壓力大，而且危險度高 (單車或自行車在繁忙街道穿插)。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工作完全將所有安全責任放在派送員身上，派送公司可以一點責任也不負責。

三、精神健康是新的職業病

除了實際的工作危險，還有一樣是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員工的精神健康。今年十月，南韓就有包裹派送員因每天工作14小時，懷疑「過勞死」。而且這似乎不是個別事件。包括此個案，南韓今年就有8個包裹派送員，懷疑「過勞死」 。至於零散的派送員的問題，也是嚴峻。派送員要獨自面對工作，完全不知今天的工作行程如何，並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在中國，數以百萬計的派送員成為大城市的特別人員。由於製造業減退，派送員成為新一批「藍領」工人。他們沒有勞工保障，受傷的醫療費用也需要自己負擔。最近《南華早報》報導，中國餐飲派送員的送餐時間，由2016年平均38分鐘縮短至2019年的26分鐘。工人在這種工作壓力下，常有各種來自壓力的疾病，例如頭痛 。

事實上，近20年已有不少研究有關因工作而引致的精神健康問題。在2000年中葉，一個有關美國ABC Inc公司的研究指出，公司每年平均工人總病假日數為67,923日，即平均每年每個工人告假7.1日。每年這所損失的日子，相等於289個全職工人一年的工作日。當中，直接和間接損失的金錢接近二千八百萬美元。當中35%的個案竟然跟工人精神健康有關，當中工人精神健康所涉及的金錢損失接近九百五十萬美元。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涉及精神健康的病假中，因工作而引致精神健康的病假，比工人其他精神健康而引致的病假，竟然差不多有兩倍之多。這情況不論在輕微或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而引致病假的問題上，二者情況都差不多 。在美國因壓力而引致的金錢損失由2002年430億美元 (當年國民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0.3%)，上升至2006年三千億美元 (當年GDP的2.6%)。而涉及當中的賠償或損失，竟然是接近4倍於當年因壓力而引致的金錢損失 。這情況實在令人憂慮。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也關注因工作而出現的精神健康的問題，並且列出有關原因 (risk factors) ：

工作問題

1. 工作是否有意義，是否會不斷重複有關工作？

2. 工作量及完成的時間有多少？

3. 是否要短時間完成？可以一早就知道有關工作的安排？

4. 工人就工作的安排有多少決定權？

簡單來說，工人找不到工作的意義，工作量越大，又需要短時間內完成，而且工人自身沒法控制工作的安排，工人精神健康面對的風險就很大。

工作處境

1. 工作前境如何？ 工作穩定性？進升機會？對工人評估的公平性及透明度？

2. 工作在機構的重要性？

3. 在工作中，跟上司和同事的溝通及支援如何？

簡單來說，工作穩定性低，進升機會不高，看不到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在工作中，得不到支援，工人精神健康面對的風險就很大。

若我們將上述的因工作而出現的精神健康問題檢視派送員的處境，派送員的情況肯定是精神健康的「高危一族」。他們的工作沒有進升機會，沒有保障，也無法預知薪酬，因為薪酬是按件計算。他們對自己的工作也沒法掌控，何時有工作、多少工作及工時長短，完全沒法掌控，只每時刻等待工作，沒法休息。他們跟同行沒有溝通，因為大家是競爭對手，而跟派送公司，也只是「接單」的關係，講不上有什麼溝通和支援。然而，派送員卻是絕大部份的現代大城市，特別亞洲的城市，新生的工人一族。在香港，不少行業的從業員因疫情令原本行業「停擺」，而紛紛加入派送員的行列中。

「在家工作」一族未必如派送員一般。 「在家工作」一族大多是技術或專業人士，他們收入較好。但是他們很多也是個體工作，而不是所服務的企業的正式員工，因此工作進升、工作掌控也出現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在於「工作個體化」，沒法找到足夠支援，而需要自己完全承擔有關責任。由於「在家工作」，人際的需要及支援就變得薄弱，而且「在家工作」打破了個人工作和作息的平衡，增加個人的壓力。「在家工作」也增加工人精神健康的風險。

在疫情中因工作而帶來的精神健康在各行各業都有，當中醫護界尤為嚴重 。但事實上，疫情固然帶來很多精神健康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疫情只是將原本已出現的工作而引發精神健康的問題，顯得更為尖銳而已。在今天，「在家工作」及 「派送員」是近十年的事情，疫情只是尖銳化當中的問題，就是「工作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 of work) 及工作不規範化 (informalization of work)，這二者的工作模式及相關的顧僱關係都是增強工人精神健康的風險。

四、猶太人「安息」(Sabbath) 的智慧

猶太人看重「安息日」的傳統。耶穌多次就安息日規矩跟當時的宗教領袖爭論，不過，耶穌並不是要廢除「安息日」，他只是將「安息日」對人的珍重——「人的福祉」——重新提出。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馬可福音2:27)，道出了「人的福祉」才是「安息日」的核心 。事實上，猶太人透過「律法」將「安息日」制度化，確實有其智慧。用聖經的說法，這天是「屬於上主」，是「聖日」(出 20:8-11; 申 5:12-15)。這是將人工作和休息「制度化」地分隔，避免今天「在家工作」出現的工作和作息的混亂不清。這亦成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上世紀70年代，爭取每星期一天有薪休息日的聖經基礎 。

猶太人的「安息」(Sabbath) 概念更是指向人的「關係」。「安息日」最初指向上主和人的關係，這關係包括上主創造人類和萬物的關係 (出 20:8-11) 及上主拯救以色列民的關係 (申 5:12-15)。 「安息日」就是提醒以色列民，他們和上主「聖約」的關係，及在這「聖約」中，以色列民的責任。就在這神人關係中，以色列民將這關係延伸至家庭、社群、外族人，甚至和大自然的關係。在安息日的晚餐，每一個猶太年長的人，要向後輩訴說上主對以色民的拯救，及以色列民作為「聖約」子民的責任 (申 6:20-25)。

在「安息日」，以色列民要讓自己奴僕休息，牲畜休息，也要照顧外地人 (申 5:14)。讓客旅休息，即是那天這人的起居飲食要有人照顧。這是在神人關係中，重建人跟家庭、社群和大自然的關係。這「安息」的觀念亦在以列色的「安息年」及「禧年」的教導中，更清楚地反映。在「安息年」及「禧年」時，要讓土地休息。在「禧年」時，更要釋放奴僕，贖回土地 (利末記 25章)。這一切都是重建社群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事實上，在處理因工作而來的精神健康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最終回到人的關係上。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在工作中的尊重和認可是人基本的需要」(recognition and respect at work: a fundamental human need) 。用賓吾 (J.P. Brun) 的說法，「人的健康是衡量企業商業決定的標準」(the health of people is a corporate business decision criterion) 。

世界衛生組織這樣定義「健康的工作」：「健康的工作處境：僱員在當中面對工作壓力時，是他們能力可以解決，亦可以得到足夠資源；僱員對工作有足夠的掌控；僱員可以得到適當的人對他們的支援。」 健康並不是免於疾病或殘弱，而是一個整全的幸福，包括身體、精神及社群各方面。以基督教信仰角度來說，這就是生命與關係的整全及圓滿。